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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肆虐后,许多国家在“宏观审慎”理论和实践的框架下开始了金融监管改革。中国的“宏观审慎”框架应该如何构建?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将如何推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解读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的具体应用? NPC金融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不久前在接受CBN和CBN记者联合采访时表示,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监管和协调中,应保持央行的权威性和信息的充分可用性。目前,现行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需要在法律上予以明确。 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方面,吴晓灵认为,央行的考虑是,央行操作票据和反向回购是为了稳定预期和培育政策目标利率。对于存贷比评估过于严格,影响银行放贷能力的问题,吴晓灵认为可以将同业资金纳入存贷比评估,释放部分放贷能力。决定中国未来的另一件大事是人民币国际化。吴晓灵认为,中国仍处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阶段,即跨境人民币结算。至于如何走向资本可兑换的第二阶段,她的建议是先对外开放,再对外开放,即建立更深层次的国内资本市场。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是继续扩大空.的汇率波动第一财经记者:危机过后,发达国家恢复了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全世界都在谈论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协调。然而,中国在这方面似乎没有多少相应的行动,央行和银监会也没有更紧密地协调。中国在未来的顶级设计中是否需要一些类似的安排和考虑? 吴晓灵:关于央行是否监管银行,不同国家有许多不同的制度设计。危机前,中央银行不顾金融机构的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出现了;危机过后,有很多人呼吁央行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现在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但我不认为这些是核心问题。核心问题是央行能否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保持其权威和信息的完全可用性。你为什么提到中央银行的权威?因为在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过程中,只有央行才能最终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同时,如果央行没有足够的信息渠道,只能盲目放水,难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因此,我们应该尊重中央银行在客观经济规律中的作用。只要这两项措施得到落实,宏观审慎的要求就可以基本实现。至于所采用的方法,则取决于每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实际的监管情况。 记者:这两个要求在中国都满足了吗? 吴晓灵:没有。以前,中国有一个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国务院负责人的主持下,一个由三个会议组成的代表团和有关部门经常交换信息和讨论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从法律层面澄清这一协调机制,并澄清不同的监管机构,特别是央行,如何能够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时限内获得何种信息。信息共享是提高行政效率和监督效能的重要内容。 反向回购一举两得记者:从全球来看,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处于很高的水平。许多银行认为这限制了他们的贷款能力。 吴晓灵:在央行设定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m2增长率和贷款增长率)后,社会采用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这一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记者:这是否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过于不透明? 吴晓灵:央行的政策非常透明,m2的增长率是在年初宣布的。至于存款准备金率,2004年,央行开始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当时,最大的背景是外汇储备的增加。如此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对冲相当于3万亿外汇储备的外汇账户而采取的措施。 应该说,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目标是外汇储备不要增长太多,这种调控效果已经达到。目前,在外汇储备增加、存量减少的背景下,对新基础货币的需求需要央行的主动,央行可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可以逆向回购。央行的考虑之一是通过操作央行票据和反向回购来培育政策目标利率,即银行间市场利率。此外,选择反向回购来补充流动性可以减少市场误读。如果存款准备金率持续下降,有两个风险:第一,如果外汇账户突然大幅增加,将迫使央行采取相反的措施,扰乱市场预期。当国际经济形势不是特别稳定时,我们必须为央行保留更多的主动权。其次,不断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会使市场错误地认为,鉴于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央行正在放松货币政策。因此,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来提供流动性可以更好地稳定市场预期和促进政策目标利率。 银行间资金可以纳入“贷存比” 记者:危机过后,各国央行针对新形势采取了许多非常规举措。例如,在与公众沟通方面,美联储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即它将通过货币政策调整来降低失业率。这告诉我们什么? 吴晓灵:美联储一直有双重政策目标——就业和价格稳定。然而,中国人民银行的法定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币值稳定,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任何央行都不可能忽视经济发展,包括就业和其他问题。然而,在不同的时期,关注哪个目标是有很大区别的。虽然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下行区间,但与其他国家仍有许多不同。外国央行明确表示,它们必须向社会提供流动性,并推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其主要制度背景是,它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遭受了严重损失,它们的放贷热情有限。因此,央行不得不直接在市场上购买一些金融产品,向社会输送流动性。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仍有足够的放贷能力。 记者:然而,无论是中资银行还是西方银行都面临着新的监管规则,而“巴ⅲ”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更高。此外,中国银行(601988)不能进行大规模资产证券化。如果中国的银行达到“巴ⅲ”标准,是否会在中长期限制银行的贷款能力? 吴晓灵:与世界相比,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差异不大,但中国银行业的资本质量远高于外国。基本上,80% ~ 90%的资本是核心资本,这是非常高质量的资本。如果我们想扩大贷款规模,中国银行业可以通过创新资本工具完全补充资本。 如今,许多银行经常觉得自己的贷款能力受到限制,这实际上是由于银行间流动性配置的制度性障碍。央行注入流动性,但银行获得的流动性是不均衡的。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较高的银行应该向流动性较低的银行放贷。 但是,由于我国的存贷比考核指标为75%,中小银行的存款来源不足,不允许将借入的资金作为存款基础发放贷款,因此信贷供应受到很大限制。正是这些股份制银行真正借钱给中国的中小企业。记者:贷存比的限制应该取消吗? 吴晓灵:同业拆借资金的净额应按贷存比计入存款。存贷比指标难以直接取消,需要修改相关法律。当然,从长远来看,特别是“巴基斯坦协议三”实施后,贷存比应该取消。但是,考虑到我们的管理手段和技术,存贷比是有必要存在的。上一页12下一页
标题:吴晓灵:保持央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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