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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勋爵是英国石油公司的前首席执行官,目前是一家专门从事能源投资的私人股本基金的合伙人之一。他一半时间投资于公司,另一半时间则作为英国政府和其他机构的顾问。布朗勋爵每周有一天去唐宁街10号工作,没有任何薪水。他的目的是“帮助他们(英国政府)变得更加务实和高效。”他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泰特美术馆的主席。他仍在写书。人们问他,你64岁了,什么时候退休?布朗回答说“退休”这个词在他的英语字典里没有任何意义。他的新书将于明年4月出版。 10月,我在北京柏悦酒店采访了他。 中国之路: 慷慨地倾听世界的声音[h/]赵一宁:你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访问中国的。你认为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布朗:是的。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与中国做生意。今天的中国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大不相同。我的生意一直是在自然资源领域,所以我必须先和国家部委打交道,然后和国有企业打交道。当国有企业在改革后开始与他们做生意时,就像与其他企业做生意一样。他们变得非常愿意学习,他们也非常愿意出去看看别人做什么,引进新技术。这与以前大不相同。我还记得他们如何通过私有化进行改革,这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也导致人们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赵一宁:我读过你的自传,内容超出了业务范围。你已经访问了许多国家。根据你的国际比较观点,你认为有中国的道路吗?他独一无二吗?还是没有这样的路?布朗:我认为很难说中国只有一条路。我想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12年前,我加入了清华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咨询委员会,那还是一所普通的大学。我们昨天刚开了董事会,现在我必须说它已经是一所优秀的大学了。为什么?因为它一直在向世界各地学习。这个故事表明,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是中国的缩影。总而言之,它学到了很多,重塑了自己,然后将自己转变成一种特定的运作模式,同时还在倾听外界的声音。因此,如果在中国有一条发展道路,我认为那就是学习、重塑和应用。我认为这种机制非常好。只要人们不断学习,眼睛向外看,就会有双向的自由循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中国很特别。虽然这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但这里的人们非常乐于倾听外面的声音。我认为这很重要。 赵一宁:你的书讲述了你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去北京的经历,当时你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会见了中国的能源官员。你的书描述了这些官员的礼仪。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你们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你能描述一下中国的决策和决策者发生了什么变化吗?布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当时他们都是政府部门,所以会议开得很慢,内容也很周到,参与者也很谨慎。除了部长,没有人能做任何决定。当时,我们主要与政府打交道,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经历。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开始与中国公司打交道。老政府官员关心你投资多少钱,而商人关心你赚多少钱。他们几乎是不同的生物。这是改变。英国石油公司支持中石油上市。一个接一个地改变大公司是如此伟大的举动,这给中国带来了真正的变化。 赵怡宁:你能从ceo的角度谈谈你是否重视中国的每一个五年计划吗?你对中国的五年计划有什么看法?布朗:中国的五年计划对企业经营者很有帮助,因为它会帮助你理解要点。如果你计划做一些与五年计划不相容的大事,那么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五年计划将修订,发展重点将调整。事实上,五年计划是让你知道国家的走向,告诉你发展战略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 从bp的运营角度来看,我们总是将自己的规划和业务与东道国的规划联系起来。因此,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做的事情符合英国石油公司的目的,但不符合东道国的国家目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成功,除非我们花大量时间与政府谈判,有时他们会说,“嗯,我们认为你有一些真理,也许我们可以改变它。”但是通常你必须适应政府想要的。美国和英国没有五年计划,但他们有选举宣言,或多或少代表了人们想要实现的目标。选举宣言有时可以被视为中国五年计划的粗略版本。并非所有的五年计划都能完成。我记得在过去的五年计划中,能源效率的目标没有实现。所以现在在能源效率方面有了新的尝试。规划与市场:辩证法将继续赵一宁:刚才你谈到中国的五年计划,有一个热门话题,那就是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在世界上,许多人开始积极肯定中国的计划之手。你认为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布朗: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将会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热门话题。我认为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基本上是以市场为基础的,但有时市场会失灵。尽管有强有力的监管,市场并不总是完美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市场垄断者的反竞争行为。因此,我认为规划和市场之间的选择在于监管的力度,因为监管越紧,政府干预越重;监管越宽松,允许市场力量采取行动的空就越大,市场化就越明显。我认为人们总是在两极之间移动,即使在欧洲和美国。在美国,不同的行业要么受到政府的严格监管和控制,要么非常开放。例如,电力行业在美国受到严格监管。他们会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是一项公共服务,出售食物之类的东西是完全公开的。欧洲也是如此。我认为这场辩论将会继续。这是一场哲学辩论。我总是想,谁能信任这两个人呢?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和价值体系来实现你想要实现的目标?总的来说,我认为国家离市场越远,市场运行越好。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不能善变,因为这将产生太多深刻的不确定性,吓跑最好的市场参与者和投资者。 所以我相信这场争论将在中国继续下去,总会有不同的群体期待不同的结果,因为市场上总有赢家和输家,赢家希望保留他们所拥有的,而输家希望通过改变获得赢家所拥有的,这是人的本性。 赵一宁:目前,一些中国学者正在讨论私有化,包括提议将国有资产证券化分配给所有人。当你在任时,你成功地获得了秋明俄罗斯。你非常了解俄罗斯。你认为这个问题怎么样?布朗:我想你必须问问自己,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私有化?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例如,有时政府需要钱,所以它把资产货币化,然后把钱加入到经济周转率中。这就是当时英国私有化的原因;其次,它还可以激励公司的管理层,使他们不再在政府干预下运作,从而改变管理模式,提高全球竞争力。 如何安排这些股票是你自己的选择,不管是分配还是出售。你可以确保股票广泛发行,人们可以以小单位购买;你也可以免费发送,尽管你必须先问问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人们会认真对待它吗?因为最终当你把某物分成几十亿份时,每一份都很小。人们会说,“这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认为这取决于你想做什么和你为什么想做。市场之手更好还是国家之手更好?你几乎可以将任何东西私有化,但有时你无法实现或从中获得任何东西,因为你最初的目的并不明确。 赵怡宁:你刚才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认为私有化比国有制更有效,这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你认为私有化一定比国有更有效率吗?布朗:总的来说。这就是我所说的激励管理。如果人们必须竞争,在商业领域,一般来说,当有竞争时,人们会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他们没有效率并且总是受到保护,那么他们就不会竞争。例如,如果一家国有企业亏损,政府可能不会在意。但是在市场上,是不可能赔钱的。最后,如果你赔钱,你就会破产。因此,激励一家公司的管理层将使它变得越来越有效率。他们总是把自己与本国和世界各地的竞争对手进行比较,并想尽一切办法去思考如何变得越来越好。我不是说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我想说的是,竞争带来进步,而保护让一切保持原样,或者让它变得更糟。 bp自身的经验与私有化后通常发生的情况非常一致。英国石油公司一度拥有英国政府75%的股份,它像一个政府部门一样运作。我的前任最终将英国石油公司私有化,玛格丽特·撒切尔卖掉了剩余的股份,我们自由了。这一过程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石油公司的自我认知。上一页12下一页

标题:布朗勋爵:改革引发了人们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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