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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这个头发花白、驼背、戴眼镜的小老头与我们心目中的那位著名老人有一定的距离。我们心里暗暗想,制作了《独行》、《广陵秦云》系列和几十张刻录光盘的雨果唱片的主人老姨,难道不是那种留着飘逸长发,带着艺术家气息的人吗? “真正的我很朴实。”老易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于是拉了拉他身上的白色t恤,笑着说,“今天有客人来了,我特意换了一件新的。通常上面有很多洞!” 老易,本名易,现年57岁,从事录音工作近30年。他很早就出名了,在1986年创建雨果唱片公司后不久,他就因制作高质量的民间音乐而出名。在随后的25年里,在风雨飘摇的唱片业中,易和他的雨果唱片始终坚持着从未受到人们青睐的民间音乐。过了很久,圈子里的人和他的粉丝开始叫他“老姨”。家庭宴会这是端午节的前一个周末。我们在老易广州的家里参加了他的家庭晚餐。应邀出席晚宴的还有乐评人李和他的朋友、助理小文、老艾唱片店销售总监和老艾的戴。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音乐和食物这两个共同的话题,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很快熟悉起来。 “先别吃太多,以后还有更好的菜。”老姨一边提醒大家,一边递给大家一盘自制的烤猪肉和土豆丝。两年前,他对烹饪着迷,经常邀请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家里聚会。在此之前,除了对摄影有一段时间的着迷之外,老易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音乐上。 与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擅长吹、弹、唱的老易并不是在音乐世家长大的。1955年,他出生在新加坡的一个贫困家庭。我的母亲和我家的六个兄弟姐妹依靠我父亲在马来西亚的小生意谋生。老毅的音乐启蒙主要来自20世纪60年代的新加坡有线广播。“当时,新加坡的广播电台每天都播放大量的中国民间音乐。有时在15分钟的新闻时间里,新闻会在5分钟内播出。剩下的10分钟将播放中国民间音乐。”老易回忆道。他上小学的时候,用在街上卖粽子攒的钱买了他的第一件乐器——长笛。他模仿邻居兄弟的动作,他的兄弟会吹长笛,听收音机,学会随着自己的感觉演奏,并通过练习来学习。中学时,老毅加入了学校的民族管弦乐队,不到一年就当上了队长。为了帮助球队填补空缺,他很快自学了许多中国乐器,如扬琴、阮和二胡。 “我很努力。”老易不承认他有音乐天赋。“当我想把事情做好的时候,我会非常有动力,会非常努力地工作。”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做。”我们边吃边谈,巴赫的协奏曲在我们身后响起。老姨的粉丝戴孝提醒我们要认真听老姨的音乐。他称之为“洗耳”。对于像戴孝这样的粉丝和发烧友来说,老艾的唱片和音频的效果已经达到净化耳朵的地步。33岁的广东人戴孝(音译)10年前在南京大学学习,当时正好赶上了老易在NTU的音乐讲座。“那天晚上太令人震惊了。雨果唱片公司出品的“圣师”张维良的《醉笛》,立刻把我打倒在地。”从那以后,他成了雨果的忠实粉丝。 然而,老易说,雨果唱片公司成立时,这是“无意的”,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 1977年中学毕业后,有点名气的老易,应新加坡人民协会中乐团指挥吴大江的邀请,到香港中乐团演奏二胡。1979年,他调到香港音乐事务处,做更多的幕后协调工作。下班后,他亦是香港中乐团、香港管弦乐团及其他乐团的指挥。老艾喜欢收集录音设备,经常录下乐队的排练,带回家复习。有些录音很精彩,朋友们经常建议他出版它们。1984年,新加坡一家唱片公司为劳逸发行了三张指挥专辑,在新加坡反响也不错。 后来,当一些香港公司了解到老易的录音时,他们请他帮忙录制一些民间音乐,如古筝和二胡。因为当时有一份全职工作,收入也不错,所以老易只在暑假做了一些工作。然而,在出版了十几张民间音乐专辑之后,老毅和音乐公司开始有了冲突:“以前录制的琵琶和古筝都是传统的民间流行音乐。我想录古琴,但他们不想。” 有些不情愿的老易自己制作了三盘古琴磁带,但他熟悉的公司觉得这些磁带没有效果,不愿意出版。所以他试着给宝丽来、hnh和百代写信,希望他们能发表。这两封信沉入大海,但他回信了,但被拒绝了。就这样,为了制作自己喜欢的音乐,老易决定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 “我心里没有不服气,只是觉得我不应该!这是最能代表中国的音乐。”回忆起25年后的这段话,老易一点也不动情。他说他是一个理性的人,很少情绪波动。但是,有时候老易的理性会达到“一根筋”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北京紫禁城里有一位古琴专家,名叫郑敏中。为了请他录制古琴音乐,老易专程去紫禁城找了他三次。但最终,郑敏中拒绝了老易,理由是他的一个兄弟比他打得好。“我的心态很平和。如果我不录,我就不录。”老易的表情很冷漠,但每次去郑敏,当他说起步行到紫禁城“半死不活”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还原“无论多辛苦都要做的”老易。 1988年,雨果唱片公司发行了专辑《广灵秦云》,汇集了张自谦、戴晓莲和程公亮三代同堂的大师。这张唱片不仅在市场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了民间音乐的经典。1991年,张自谦在录制这张专辑后不久就去世了,这张专辑成为他的绝唱,为中国民间音乐留下了重要的史料。一顿家庭晚餐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在享用完最后一道甜点“鲜乳芋头”后,老艾开始启发我们“创新秀”。他走到唱机前,拿出一张cd。“你现在想听的是日本的最高水平。”这是邓丽君的记录。老易试了十几秒钟,然后停下来说:“现在听我们自己录音的最高水平。”同样的前奏再次从立体声中溢出。 刚才老易停了这张cd,又换回了日文版。我们反复听第一段,来回三遍,两张光盘之间的情感差异每次都更加明显。最后,戴孝的话指出了一个我们无法准确描述的区别:“老易的唱片是为了恢复歌手或乐器的原声,而其他唱片公司生产的唱片只是为了取悦人们的耳朵。” “我们的碟片不同于别人的,它会让人感动,以前从没碰过。”老姨拿起cd,轻轻地盖上盒子,说道。不容易赚钱的生意老姨慢慢地被赶出了社区。街道并不狭窄,但是因为非法停车而拥堵,一辆车突然停在路中间。老易抱怨说:“这是中国特色,凡事走捷径,不考虑长远,也不考虑别人。”当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老易更加无助,而不是他不能习惯。“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家宴后的第二天,老易带我们去了他的录音室。录音室是一座飞跃式的房子。楼下的客厅被改造成了一个大录音室,楼上的房间被改造成了五个小录音室。老易告诉我们,这个录音棚的设备已经达到了中国的最高水平。每个房间都经过特殊处理,有助于增强录音效果。或者行话中的“恢复”,恢复声音的原始纹理,播放时的相对位置和真实感受。 老易让他的助手小文拿出他的一些“宝贝”(录音设备)。“这种小麦叫akg422,是雨果的第一个‘雇员’。”他指着一个普通的麦克风说。"这张,诺依曼cmv563,是蔡琴的专辑封面."他拿出另一个镶有蓝宝石的银色麦克风,说道:“这是1947年德国制造的。”质量非常好。它是1951年进入中国的,是我买的。它从未被打破,直到现在。”他叹了口气:“所以我说,‘回顾过去,了解新与坏’——现在的东西质量很差。” 老易给我们看了他的收藏品,并谈到了“商业经验”。 “两三年前,我们每月生产两到三张光盘,但现在我们每月只生产一张光盘。”老易说。 “为什么?”因为我太忙了。要在一个月内为大公司做加工服务,你必须做五到六张光盘。”他回答说:“大公司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总是希望你第二天完成交给你的工作。” “为什么这么多流程?” “为大公司服务没有风险,但销售自己的光盘仍然有风险。”他继续说道。老艾有一个“334”的经历,就是雨果出版民间音乐,其中三个基本上是赚钱的,三个是赔钱的,四个不是赚钱就是赔钱的。因此,在民间音乐中,雨果几乎是平的。真正让雨果唱片保持运转的是它的录制技术。雨果每年都会为许多大品牌的母带提高录制质量,包括环球、华纳和索尼,这些都是雨果的客户。"这些大公司在了解了雨果的录音技术后发现了自己。" “在中国创纪录太难了。”老易感叹。 在老易看来,就像在社区里开车一样,中国的环境决定了许多事情作为个人是无法改变的。 雨果成立时,因为他是一家香港公司,他无法得到音像制品在内地的出版号,所以他不得不找一些内地公司做代理。许多公司认为雨果唱片卖得很好,所以他们直接复制并出售它们。为了保证质量,雨果每盘只生产1000份,这也给了盗版很大的机会。一些公司走捷径,通过出售雨果的盗版来做大公司。 “复制和粘贴对任何行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危害,甚至在作曲方面也是如此。有些人写第三个乐章,直接复制粘贴第一个乐章,改变音调,这是荒谬的。”每当老易提到他看不上或看不上的东西时,他的眼角就会清楚地把它挑到右上角,好像他想把它抛在脑后,忘掉它。 “有些盗版太过分了,”老易气愤地说。2005年,雨果推出了著名的“lpcd”,也就是一张具有黑胶音质的cd,盗版也在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一次唱片展上,一家公司的盗版太猖獗了,我们旁边就摆了一个摊位。包装内容是相同的,并在我们的专利lpcd后添加了一个R。” 老易受不了,于是他质问盗版公司,但负责人傲慢地对他说:“你可以起诉!”说到这里,老易的眼角已经升起了许多次。 老易确实提起了诉讼。令他惊讶的是,雨果在第一次审判中输了,因为盗版公司贿赂了法官。老易不是一个容易放弃的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去新加坡的报纸发表声明,并再次上诉。老易说,他当时已经想过了,如果再做不到,就去《纽约时报》曝光。“有时候在中国,你只能用‘中国式’的方式来应对。”老易无奈地说道。 雨果花了两年时间赢得二审,盗版公司象征性地赔偿了10多万元。老易没有多提他投入的钱。他说赢得一口气更重要。 在过去的两年里,老易一直无动于衷:“当然,我们不能照搬新加坡的成功模式。中国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复杂。”老易说,他现在不会如此严厉地起诉每一家盗版公司。“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很多事情。”。当遇到严重的盗版时,他只是发了一封信警告说,只要盗版公司不再使用它,它就会被遗忘。“这是一个气氛问题。我只想做我自己。” 老易告诉我们,在这个民间音乐的利基市场,除了盗版,他几乎没有竞争对手。"尽管他们想做,但最终还是会失败。"这可能不是假的。尽管雨果的品质在业内得到认可,但无论如何,与流行音乐相比,民间音乐只是一个狭窄的市场。在萎缩的唱片业,这个市场仍在缓慢萎缩。 下午,老易带我们去了广州市中心的雨果唱片店。他很少去商店。我们在家庭晚宴上见过的张峥是这家商店的负责人。专卖店位于机场路的唱片批发市场。张峥告诉我们,几年前,唱片批发市场还是一整栋楼,但现在一栋楼只有一层。这层的店面数量正在慢慢减少。 这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整个市场很少有客人。 “你对这个行业的未来乐观吗?”我们非常担心张峥的表现。 “我们并不真正重视业务。”张峥的回答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应该保留音乐并把它传承下去。真正做民间音乐是没有利润的。就出版而言,1000张专辑就能卖出几十张,一张专辑的制作成本至少超过10万,所以根本无法收回成本。尤其是那种比较民间的,真的很难卖。” “如果你卖不出去,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我们无法理解他的商业逻辑。 ”因为易先生认为这很有价值。他有独特的一面,非常有艺术感。”张峥回答说。 后来,我们又向老易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承认说:“这样说不好。我为自己创作音乐。我有自己的秤。如果我移动自己,我就能移动别人。在这个领域还有其他人在努力工作,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路,每个人的方向都不一样,制造出来的东西也不一样。”不会有大的损失或大的利润。老易的家里也有一个工作室。他可以一个人在这个工作室工作一下午来完成母带的后期制作。 “很多人说我凭感觉记录。事实上,这是不准确的。这是第一个数据,准确性和准确性是第一个谈论感情的。”老艾每天上班前都要仔细调试机器并做详细记录。处理设备,老艾的要求绝对超高。 “这是我们制造的音频电缆。”老易从地上捡起一根粗白线,对我们说。由于对市场上的音频电缆不满意,老易自学了电线原理,发明了一种新的音频电缆。"我把它命名为‘梅里雪山’,因为它非常大气." 有时,我们发现很难将老易定义为艺术家或技术员。他具有技术人员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研究能力,以及艺术家的欣赏能力。他就像一个横跨在技术和艺术之间的人,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或许,正因为如此,尽管行业低迷、观众市场狭小,雨果唱片仍能找到生存之道。正如老易自己所说:“雨果的高标准录音并不是特别好,而是每一个环节的结合。” 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老易不像一个商人。他经常根据自己的性情或好恶做出商业决定。 老易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个歌手想和他一起录音。所以他带她参观了录音室。歌手认为老易一定会为她做唱片,所以她就开始了自己的麻烦,这让老易很不高兴,断然拒绝了这个生意。 到目前为止,雨果和艺术家们的合作方式仍然是制作专辑和签订合同。大唱片公司一般支付歌手销售额的5%到15%左右,而在雨果,支付给音乐家的报酬一般是事先协商好的固定制作成本。 因为雨果不会真的签下艺术家,所以录制完专辑后,双方都会回归自由。艺术家可以选择与其他公司合作,雨果也可以选择音乐家。但是,雨果的《老友记》有一条隐含的规则:“如果他一直和雨果一起工作,后来去了别的地方,雨果不会停下来,但我不会再录他了。”在老易看来,这是对他职业精神的亵渎。老易是个自负的人。正如他对自己的音乐有自己的标准一样,他也有自己与人打交道的原则,不会因为任何商业因素而妥协。2008年,OCOG邀请他录制奥运会纪录,老易出价1万元,但OCOG认为太贵了,希望他能有所“奉献”。大多数商人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机会,但老易不这么认为。“我为什么要给予?”这是我的专业,应该很有价值。老易说:“我不是商人,我不会讨价还价,我只会说是或不是。”“ ”雨果想耍花招就能赚很多钱,但我不想,我不想砸自己的品牌。老易说:“我追求名誉吗?寻求利润?没必要这样。" 老易觉得命运之神总是眷顾他,“我似乎从来不为钱担心。”雨果开始工作时,老伊还在香港音乐办公室工作。当时,他的工资很高,月薪是3万至4万港元。自1993年起,胡戈开始盈利,而劳逸则从香港音乐事务处辞职。在过去的20年里,雨果既没有赚到大钱,也没有亏损。我们离开老姨家的那天是端午节。老易还穿着那件白色的t恤。经过两天的熏陶,我们爱上了他的音乐。在离开之前,我们请他为我们播放一张最喜欢的光盘。从楼上的房间里,他拿出一张20世纪70年代木匠制作的黑色塑料圆盘,用刷子轻轻擦去圆盘上的灰尘,就像一件稀世珍宝。当卡彭特的声音随着唱机的旋转而流出时,老易的眼睛是温暖的,这让我们想起了他第一天晚上说的话:“音乐就是信念。” 我们突然想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没有劳伊,雨果会怎么样?" "不要谈论这么沉重的话题!“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扔给老易时,他回答了这个问题。老易说他曾试着接受学徒来传承,但后来两个学徒都成了老板。”如果你赚的比这条线还多,你自然会离开。" 离开时,老易回忆起小时候听新加坡有线广播电台的情景。他多次对我们说:“对于民间音乐,中国需要道德管理。“他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在新加坡听到中国民间音乐,是因为当时政府对中国民间音乐有很好的政策。”所有在中国大陆发行的唱片都将通过一家名为“一声”的公司传播到海外。“他认为中国政府在民间音乐方面做得太少。 “你对保护民间音乐有贡献吗?”我们问他。 “我没那么棒。””他回答。 “你有目标吗?“ ”我没有自己的目标。" "正在记录一个计数吗?“ ”这是错误的。我从来没有数过有多少,只是尽可能做好每一件。"
标题:老易:音乐是做给自己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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