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张燮林（下）：二十年教练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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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张燮林 口述 上海通志馆

下文选自 上海通志馆、中国乒乓球学院合作项目《国球之“摇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燮林（下）：二十年教练生涯——

我的任教经历

第31届名古屋世乒赛是中国队因“文革”的贻误而重返世界乒坛的重要赛事。这一届由王志良任女队主教练，结果1∶3输给了日本队。第32届世乒赛时，林慧卿出任主教练，我们的队也输了。所以，我担任国家乒乓队女队主教练后，深感责任重大。我拆析了当时世界乒坛的态势，认为首要的对手是韩国，欧洲只有个别国家的个别队员能造成威胁。目标清晰了，我就开始有意识地物色选手。我首先观察到的是河南队的葛新爱，她是直板长胶打法。记得是在河南的一次比赛时，他们的一个领队要我看看这个女孩还有没有成才的希望。我一看，别人长胶通常是削，她的打法与通常的长胶还真不太一样，要怪一点。她在前台还会拱、刮和拉，反板也会打一板，发球擅长快发，对手接不过肯定下网。那次她正好与北京队的阎桂丽进行比赛，我一看觉得她的球技可以用，就把她调到了国家队。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河南的球队已经不准备用葛新爱，她已经被分配到河南体委去当电话接线员了。

那时国际比赛不多，有一个南斯拉夫、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四国锦标赛，在各个国家轮着打。我就试用了葛新爱，让她去参赛，诸如战略、指标等我什么也没跟她定，赛前也没找她谈话。结果，打了两场，输了一场。于是葛新爱在底下就说了：张指导战略也不给我讲，就让我自己去打。她不知道我是故意的，我就是要看看她的心理素质。但问题是输了一场球，教练组以后在讨论参赛名单时，就会作为不同意她登场的理由。第33届世乒赛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男女队教练讨论团体赛名单时，老将胡玉兰、郑怀颖和新手张立都没问题，但没有一个教练同意葛新爱打团体赛，只有我一再让葛新爱决赛与韩国选手打。其实，我知道她输的那场球首要输在没有变化上，只是拱来拱去。当时，我是女队教练组长，如此一再并做出最终决策，责任大如天啊。

记得决赛前的晚上，那时我与队医住在一个房间里，他正喝啤酒呢。我打开窗户一看，如何有人在花园里徘徊走动，再仔细一看，如何像是葛新爱。此时已经很晚了，我连忙跑下去，果真是她。我说：小葛，这么晚了，为啥还不休息？ 说不清她是迟疑，还是激动，她说有心里话要说。她说，张指导，明天打决赛，我真紧张！我说，已决策让你去打啊，我信任你，大家都信任你。她连忙摇头说，张指导，您别说了，没有一个体同意我打决赛。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有个别教练不太负责，或者说漏嘴了。我还是很冷静，很坚定地鼓励她。我说，你这个球有长处，对手不适应你的打法，你一定是可以赢的。但葛新爱说，她不是怕输，输了大不了还是回河南体委当电话接线员；她是怕输了反过来连累我，而为我担心呢。我

镇定了一下说，你成千上万不要为我考虑。她又说，您国家队教练当得好好的，就为了用我出了差错，不值啊！ 在那个晚上、在那个非常的时刻，我也是发自内心地对自己的队员说，我是上海汽轮机厂的工人，从汽轮机厂出来的，也可以回到汽轮机厂去。那里的干部、工人都对我很好，回去可以有四级工待遇，若找个同厂的女工结婚，还可分配带阳台的房子。所以，你不要紧张，更不要担忧。紧张与不紧张，明天都要上，你就胆子大一些，你平时挺泼辣的，几个队员中，你文化水平最高，还会写《十六字令》。我是教练，我也想赢啊，绝不会拿你开玩笑的，再说还有其他队员嘛。

结果，葛新爱登场了，我们3∶0战胜了韩国队。在1965年第28届世乒赛的十年后，中国女队再一次夺得考比伦杯。

事实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葛新爱这样的队员真是可以信赖的。第35届世乒赛时，葛新爱出手不凡，表现突出，一人拿了团体、单打、混双三块金牌。我做临场指挥时，屁股离凳鼓掌叫好的就两个球，其中一个就是葛新爱打的。那是跟朝鲜队李松淑的单打决赛，俩人同是削球手，规则限定对磨不能超过第13 板。那是朝鲜的主场，人家是又敲锣又打鼓。磨到第11板时，葛突然倒板换成反贴，一击起板进攻，打得李松淑猝不及防。我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为葛鼓掌。

1977年3月,参加第 34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女队获女子团体冠军。左起张立、葛新爱、张燮林、张德英、朱香云

任国家乒乓球队女队总教练时，我总感觉领导这么信任，把担子交给我，我一定要全力以赴，把从业做好。并且，我有自己的从业方法、自己的主张，即使这件事件失败了，我也可以总结经验教训，从中提高执教水平。在队里，我是比较民主的，教练开会时以及在用人、出人的问题上，都叫大家畅所欲言，然后听取各方意见与建议后才做决策。在内部分工上，我多观察和考虑国际动向，以引诱国内的训练能够顺畅地进行。在平时的鼓动干劲、制造氛围等方面，我就叫周兰荪负责，他的讲话比较有气势。对其他的几位教练，我则要求把分管的队员教好、带好。比如，我每每在世界大赛中观察注意要点国家涌现出的后起之秀，看这些后起之秀所掌握的技术和应用的优势，然后有对比性地考虑我们自己的年轻队员怎么去培养、如何去应对，判断条件不错、表现不错的年轻选手一两年之内会往哪一个方向快速发展；并做到自己心里有数，训练中把下一届的队员布置安排好，当然这些并不会告诉其本人的。所以，领队杨树安称我为“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

1979 年 5 月 6 日,第 35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决赛在平壤举行。中国选手葛新爱获得冠军

在专项技术上，我则不断地思考求变。比如，这届锦标赛大家都怕弧圈球，发来发去都是短球。我就鼓励中、长、短各个方面地发，对方反而会不适应，下届锦标赛就见效了。我们乒乓球“快准狠变转”的技术风格都是专家们定出来的，但我觉得不完全适应女队的具体情况。我在总体不变的情况下，对比女队力量比较弱的优势，大胆地变为“狠快准灵”。把“狠”放在了第一位。为什么呢？女队打球，之前一直是客客气气的，喜欢打来回球，不够狠。我这个“狠”是从哪里凝练出来的呢？是从邓亚萍身上。主席讲得对啊，官教兵，兵教官。邓亚萍打球就是对方出一个高球，她一板就把你打“死”。打球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俭让，我就提倡这种精神。“快”自然不用说了，“快”能够抢到主动，能够一鼓作气。“准”就是再狠再快，你打不上球台等于白搭。所以，训练时我一段时间是强调狠、快，过一段时间后，我又强调精准。而“灵”指的是战略变化，就是打球要动脑筋。我觉得运动员“灵”字用得好，还可以延长运动寿命。四个点互相依赖、交叉应用，相当比较有效。另外，带队训练话要少，特别对女队员，话不能多。

当然，我们的后起之秀也各有其优势，这就要制定相应的训练路子，根据不同的对手用其长处。比如，焦志敏与韩国队、日本队打很有特点，韩国队没有左撇子队员。焦志敏往右角一站，韩国人偏中站位，很怕焦志敏发大斜线球，她就靠这个先把对方牵制住了。韩国人的球路正手厉害，反手比较弱，所以站位一偏中，正手的范围只有二分之一个台了，长处就无形中缩小了。在我的印象中，焦志敏与韩国队打没有输过球。

我们的运动员是一茬一茬的，当年同一批的曹燕华和童玲进队时，曾作为二队去欧洲参加公开赛。我指挥一队时，二队没有教练，她俩打完就跑来向我报告成绩，结果总是3∶0把欧洲队打掉。这两个孩子，一个攻球，一个削球，还是不错的。第35届世乒赛时，曹燕华初出茅庐没有打好；第36届世乒赛时，曹燕华虽然打了，但并没有挑团体赛的大梁；到第37届东京世乒赛时，她真正成熟了，作为第一主力，挑起了女队团体赛的重担，携手童玲、耿丽娟、倪夏莲获得桂冠。她的心理素质特别好，有运动天赋。当她和梁英子打世锦赛决赛时，赛前就在场边的临时休息室里睡着了，我怕别人影响她，还坐在门口守着呢。第38届世乒赛时，没有安排曹燕华打团体，是第二批去的，结果，女子单打前八名中，七名是我们的选手。我就到看台上去了，看她们自己打。因为没有外面的干扰了，也就不存在“让”的问题了。结果，曹燕华蝉联了女子单打世界冠军。队里有人对她有些看法，但她训练还是很刻苦的，其实细节上的问题各个人都有，我作为主教练首要看她的训练和比赛。曹燕华拿了两届世界冠军后，我希望她再打下去，她还是坚决退役了。

1981 年 4 月 20 日,在南斯拉夫举行的第 36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获女子团体冠军

第 37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张燮林在对女队员进行现场指导

我做教练指挥比赛，始终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出人与打法不能单一，要讲究各种打法的配合和平衡，比如童玲、管建华的削球，曹燕华的快攻与弧圈球，张德英的直板生胶和发球，陈静、焦志敏的左手球，戴丽丽的正胶小弧圈，何智丽的实力球，加上倪夏莲的直板正胶、长胶的倒板。否则人家适应你一个，就是适应了你一片。诸如你两块横板水平特别高则是特例，通常总是兼而有之。其实她们之间的水平都差不多，关键就看你如何用。比赛的方案在国内早就定好了，出去发生重大的事件时再进行调整。

张燮林对运动员焦志敏进行指导

至第40届世乒赛时，何智丽、戴丽丽、焦志敏并且挂拍了，女队十人，新手竟占了七八位，处于新老交替的状态。团体赛我们上的是陈静、李惠芬、陈子荷、胡小新，算是一老、一中、两新。为了用好陈子荷的长胶以对付欧洲队，我在两队教练抽签选择主队还是客队时，即便先挑到选择的权利，我都很客气地请对方选。对方通常选的是ＡＢ，我则一定选ＸＹ。为什么呢？ 第一、第五场我就用陈子荷，陈子荷用长胶先战胜对方主力，把其气势打下去了。决赛对韩国时，第一个登场的老将李慧芬有点拘谨，首局以18∶21输给了玄静和，第二局李慧芬以20∶16领先。不料玄静和连追4分，后又以20∶21落后，如果再输一球，我们即以0∶1落后。好在李慧芬以23∶21拿下第二局，之后又一鼓作气拿下第三局，中国队旗开得胜。我队第三盘双打陈子荷和李慧芬配对。陈子荷充一个个地发挥了长胶或抹或拱的特点，使对方不断回出半高球，为李慧芬扣杀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方即使接回来，陈子荷再捅一板怪球，李慧芬再扣，整个比赛一直处于领先和主动的状态中。

下面想说说邓亚萍。我是在河南队与湖北队的一场比赛中认知小邓的，发现她打球有一种气势。什么气势呢？敢打敢拼、敢于胜利的气势！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我认定她是棵好苗子。殊不知，当时湖北队出场的是乔红、陈静、胡小新三强啊。所以，我有调邓亚萍进国家队的想法，因国家体委有个规定，年龄不到不能进队，我就把她放到青年队打了一年。但当我正式提出调邓亚萍进队时，一点教练发表了不同意见，首要观点是她个子太矮，以至于第一次没有通过，当然这些教练也是出于公心的。过了几个月，我又提出调邓，有教练说前一段在无锡集训，她还输给外国选手，看来她的球技不会有大的快速发展；还有教练提出技术拆析，比如若吊她一个右短，再打她一个左长，她个子矮，来不及回打等，第二次又没通过。到了第三次讨论时，我手里已经有资料了。我说，今天开会就是讨论邓亚萍进队的问题。教练员们有点烦了，说，如何你老提她。有一个教练说得蛮逗：老张啊，我们国家队也需要形象啊！另一个教练说，你同样在她身上下功夫，不如找个人型好的，两个体同样下功夫，为啥非要找个人型差的。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我拿出统计表说，邓亚萍与八一队的一场比赛，打丢即主动进攻失误了十一个球，但在二十一平后仍然赢了。我曾问输的球员：邓亚萍打丢十一个球，如何你还没赢？她说，我想控制她，不叫她起板，但她仍老打我，我控制的难度很大，她免不了要失误；但虽然她的失误多，我被她打“死”及自己的失误越来越多，最终还是她赢了。我说，倘若小邓到国家队训练，相信她不会有十一个球的失误。我说，为什么小邓抢攻积极、击球速度比人家快？就是因为她的个子矮，人家打过来的球在她看来都是高球、都是机会，所以她起板而无后顾之忧啊！我把大家都说笑了。大家说，行了，那就让她来吧。如此经过三次讨论，因为是我主张并同意的，我便直接带教小邓。小邓在队里的刻苦训练是大家公认的，除了正常训练外，还要加班加点，训练结束后，她还找别的队员继续训练，互帮互助，加练自己需要提高的技术，算上星期日休息的加班，我草草统计了一下，她一年要比他人多练40天。由于加班，食堂关门，晚饭就成了问题，她只好在宿舍里吃方便面。有一次我去查房，看见小邓房间里有电炉，就严厉地批评了小邓。后来同房的队员说，小邓加班练球，食堂没有饭，只能泡面充饥。我听了心里很不好受，就与爱人商量，拿了鸡蛋给她增加营养。要知道，那个时候鸡蛋是要凭票证购买的。

实事求是地说，世界冠军就这么几个，邓亚萍的技术确实过硬，却也离不开机遇啊。正好那时焦志敏、耿丽娟、戴丽丽退役了，这些都是她的对手啊，倘若她们还在打，邓亚萍在一两年之内还出不了头，也很可能就不是今天的邓亚萍了，就没有后来界内人称的 “邓亚萍时代”了。从第26届到第28届世乒赛的时候，有不少女削球手技术都不错的，但你削得再好也削不过林慧卿、郑敏之。所以人家问我，为什么总是邓亚萍和乔红打冠亚军决赛，并让我谈谈对两人的评价。我很坦率地说，邓亚萍打球是靠智慧加实力，乔红打球是靠实力加智慧。赛场上，我一个眼神过去，小邓就知道如何发球，我基本上也就知道她下一球如何打，心有灵犀啊！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有这样的默契，这球自然就好打了。

第41届世乒赛时，我们团体决赛败给了朝鲜-韩国的联合组队。当时，朝鲜一号是李粉姬，谁知她第一阶段以1∶2败于罗马尼亚队的巴蒂斯库，联队就以状态不佳为由把李粉姬换成了俞顺福。我们在国内一直是对比李粉姬准备的，此时对俞顺福的球路不了解。邓亚萍第一个上去对阵俞顺福，瑞典的裁判在邓亚萍发第二个球时，就判她发球违例，五个球里判了两分，这样她的正手发球侧身攻的特点就没了，只得所有改成反手发球。第一局输得比较惨，虽然第二局扳回，第三局还是输了。接着，玄静和2∶0胜了高军。按照高军的情况，要赢玄静和是勉为其难的。双打是邓亚萍与高军合作，2∶1胜了李粉姬与玄静和，第四盘邓亚萍以2∶0胜玄静和。但高军在第五盘以两个19∶21负于俞顺福。原定这场比赛是乔红上的，大略是因她受伤换成了高军。我们由0∶2落后追成了2∶2时，日本的荻村也太敏感了，跑来跟我说，第31届“乒乓外交”就是在我们日本，这一次中国是不是还有外交的说法啊！我说没这个事，高军是临时上阵的。记得我给高军制定战略时，曾问过她，倘若对方拉你，你如何办？她说自己能碰过去。我追问，若碰不过去如何办？ 她似乎就没办法了。高军正手比较差，反手好。最后高军还是经不住这个压力。至于为什么陈子荷没上，首要是人家研究、对付长胶已有心得了。关键是乔红没有上。开局时，瑞典裁判把整个氛围弄得那么紧张。那个裁判下来后，我对他说，邓亚萍打了那么多世界比赛都过来了，你这个裁判的水平难道就比别人都高吗？但是当时在现场也没有办法。

所谓 “何智丽事情”

关于何智丽与管建华的那场比赛，以及引起出来的故事，方方面面议论很多，风风雨雨闹得很大，我是当届的女队总教练，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应该是比较清楚的。

那是在第39届世乒赛上，女单打到最后，何智丽与管建华出现在半决赛的位置上，代表团就坐下来讨论究竟是谁进决赛为好。会上全部教练均提议管建华上，理由是何智丽曾在过去的比赛中输给过梁英子，且她一路打上来没碰到过硬的对手，四分之一决赛时还是陈静让 给她的。那场球我在场，我根据教练组的意见通知陈静让掉，陈静第一局是赢的，之后下面就有人提醒陈静，她就连输了三局。而管建华一路连克强硬的对手，气势很足，估计可取梁英子。讨论中，只有我提议上何智丽，管建华是打削球的，我也是打削球的，私下里的感情远比与何智丽好。但我的理由之一是，管建华的削球功底不如童玲，童玲削得更稳，技术也更全面。梁英子与童玲打很轻松，我是场外教练，感觉管建华较难有办法赢下梁英子。所以让攻球选手上会好一点。理由之二是，削球手上去，会给梁英子以喘息的机会，快攻则可使梁英子疲于奔命。但讨论到最后，既然大家都认为让管建华上有利，我表示服从组织决策，保存不同的意见。

马金豹是何智丽的主管教练，找何智丽谈了，听说老徐也找她谈了，何智丽闷着头没有发声。我觉得，何智丽如果不愿意，应该事先跟管建华讲清楚，应该告诉管建华：领导叫我让，你肯定知道了，但我们之间还是真打。事后，何智丽说，若自己表明真实的态度，领导会以某一种理由让她弃权。当然，这只是她本人的想法，实际上如何可能呢？她又没有生病，又没有受伤，冠亚军决赛如何可能少个体呢？

后来，何智丽赢了管建华，与梁英子决赛时，我坐在场外。因为何智丽曾输给梁英子，我曾两次到体委电教中心调看那场比赛的录像。我觉得只要在个别环节上改进就可以了。第一，接发球拉起来，不要去搓。因为一搓，对方马上小弧圈一拉，那时还没有反撕技术，你一碰，对方就侧身打，场面非常被动；反而反之你拉起来，梁的推挡通常，侧身也很勉强，这样解决就能变被动为主动。第二，出手要狠一点，不要太稳。我以此指导了何智丽，结果决赛时何智丽很顺利地以3∶0拿下。这样，其他教练就不说什么了，我也不能多说什么，否则就成了火上浇油。其实我心里也明白，不管让管建华上，还是让何智丽上，大家都是为了拿冠军，目标是一致的。回来后此事没有起什么风波。因为我们往上面一报，上面的结论是功大于过。应该承认，队里的教练和队员对何智丽是不满的，意见最大的就是，何智丽应该跟队友讲清楚，人家削过来的球这么高，你心里没数啊？何况，上一轮陈静让了你，你为什么接受，不说真打一场呢？这就是人品的问题，但风波并没有掀起来。

问题出在第二年参加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人选上。当年4月1日中国乒协杯赛在江西南昌举行，正逢甲肝大流行，我也去了江西，既是为了考察队员，又是为了同步考虑奥运会阵容。按照奥运会的章程，中国队有六名选手可以选择。根据国际乒联1987年年底的排名，何智丽是第一号，还有就是管建华、陈静、焦志敏、李惠芬和戴丽丽等。面对这种情况，我作

为主教练应考虑的问题是谁上最有利，此时根本就没有别的想法，只是一门心思想把奥运会的冠军拿下来。

记得那天，我把曾传强教练约到阳台上，我说不一定用何智丽，因为她的球太老实、太普通，属于实力派，变化不多，打球还需要智慧，所以她国内的比赛成绩就很通常。如此便经不起人家研究，参加奥运会不太有利，大略也向曾传强透露了我打算用谁。我首要想听听曾的意见与想法。因为定奥运会的参赛名单事件太大，他也没完全表态。快要到报名的时候了，即一切要明朗化了，我们在队里搞了一次无记名投票的测验，结果投何智丽的票数很少。其中有一张票上写的是“你们敢不敢用年轻选手？”这时，我的态度也逐渐明朗化了，就是想用陈静。我的指导思想，一是考虑国际比赛成绩，二是考虑国内比赛成绩，三是本人表现与群众关系。陈静两次去欧洲比赛，取得全胜，包括一次在斯堪的纳维亚乒乓球比赛中拿了冠军。这两次全是王传耀带队，于是我两次把王传耀请到女队，请他介绍陈静打欧洲比赛的特点所在。王传耀讲陈静比较聪明，特别是发短球时， 对方一搓，陈静马上侧身斜，直线一冲另外陈静还有反手弹击，再依赖正手攻击得分；陈静发球也不错，因为她是左撇子，对方会很别扭。通过单打、双打配对等的综合考虑，我们明确了参加奥运会的名单，当然排除了何智丽。

这下就麻烦了，你张燮林教练如何敢把一号种子拿掉了？是是非非闹得满城风雨，甚至还有人写信给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萨翁也跟李梦华主任反映了。包括我到欧洲访问，南斯拉夫的官员直截了当地问我，如何不报一号种子？ 事件还惊动了上海市政府，主管文化的副市长刘振元等都知道了。我根本没想到事件会闹得这么大。上海的一点报纸对我进行了指责，有的甚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叫我戴着安全帽上街等。事件汇报到李梦华主任那里，梦华找我谈话说，你把全国各省市的主教练都召集到北京，包括上海的于贻泽、陈宝庆等，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我就把为什么用陈静而不用何智丽的道理讲了。表决的结果都同意我的意见，唯独孙梅英不同意。再次向梦华主任汇报后，他又下命令：将全国乒协专职、兼职副主席叫来征求意见。结果依旧是孙梅英一人不同意。

我思前想后，感到对上海也必需有个交代，于是就写了一封长信。抬头是“刘振元副市长并金永昌主任”，下面就写了用谁与不用谁的原因，何智丽跟欧洲选手打不是说不能赢，技术是好的，场上拼劲也是足的，但是赢得不轻松，各个球来回一二十板。由于其打法与欧洲选手类同，那么备战奥运会时，欧洲选手之间的练习就等于每天跟何智丽在练。再说，我计算过了，整个参加奥运会的女选手大略32名，没有一个左手将，所以让左手握拍的陈静上，比让右手握拍的何智丽上更有利。这些情况我都在给上海的信里写了。

记得是一天中午，我正在午睡，电话铃响了，一听是中南海打来的，是主管体育的李铁映国务委员的秘书小董打来的。他问我，下午有时间吗？我问，你有什么事？他说请我到中南海来聊聊，并问我有没有车。我说训练局有车，我现在就过来。没想到训练局的小车都出去了，只有一辆旧的面包车，进中南海是要报车号的。到了小董那里，俩人边聊边抽烟。他确定说，我不是代表领导的，只是个体了解点情况。我则重复地讲了选拔队员的原因，诸如技术优势、亚欧情况等。听下来的意思是小董担心我因为此分心而训练受干扰，影响奥运会的备战；最后，他还说，现在是厂长负责制。我一下就明白了，我作为总教练，就要负这个责任，输赢都要担着，其他人管不了。这次聊得时间不短，前后约两个多小时。然后国家队就开拔到丹东集训。

当何智丽知道不能参加奥运会后，就把气一股脑地撒在了我的头上。记得要到丹东去训练之前，我给她打了个电话，说，你现在是国家队队员，车票已给你买好了，我保存到开车前的最后一分钟。她给我打电话毫不客气，不叫张指导，直呼我的名字，意思就是，看你如何回上海。何智丽没有去丹东，记者们却追到了丹东，紧盯着要来采访我。北京台有个节目，中午天天在说我。我跟记者说，我们乒乓球队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难道我不想拿金牌为国争光吗？我们当教练的如何不想着这一天呢？倘若我要减轻来自社会压力的话，何智丽是上海人，我也是上海人，她又是世界一号种子，我用她即便打输了也不会有什么事。现在，我用五六号选手的风险，就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到了最后报名阶段，我从丹东回京向梦华主任汇报后，就把名单明确了。

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就我一个体这么扛着。我的爱人是社体中心的，有一次，她去参加在大连举行的一个活动，正巧碰见张彩珍副主任。张彩珍当面问她，张燮林定的这张名单，是不是他自己的主意？我爱人回答，谁也没有插手，就是他自己定的。新华社记者还写了一篇文案，说张燮林是在“百尺竿头翻跟头”。百尺竿头啊，翻了跟头还要站住，站不住就粉身碎骨啦！而且何智丽还不知道，当初只有我一票同意她进世乒赛决赛的，我是从来没跟她讲过呢。关于让球的问题，包括在汉城奥运会上，让焦志敏让给李惠芬，当时开会开到两点，我也是持保存意见的。因为在一次世锦赛上，焦志敏对赫拉霍娃2∶0领先，第三局打得也很顺利。这时那边赛场陈新华打了个好球，兴奋地躺在地上，她就去看，一下子思想上放松了，被对方扳了回去，连输三局。所以不同意的人就以这场球为依据，认为还是让李惠芬去打为妥。我以为这个理由不充分，把我的道理都说了，但领导决策了，我自然得服从。所以说让球的问题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策的，但有些东西解决不好，也会留下后遗症的。

最后，在汉城奥运会领奖台上，陈静、焦志敏、李惠芬为中国升起了三面红旗。有很多记者采访我，其中一名记者说，张指导，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也落地了。表明记者还是支持理解我的。倘若陈静没拿到冠军，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了。这证明这名单不是我的一时冲动，是广泛征求意见、深思熟虑的结果。那届奥运会中国总体成绩不好，但乒乓球队成绩是好的。回国时李铁映到机场迎接，他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很紧。

1987年2月24日,中国女子乒乓球队获得第 39 届世乒赛女子团体冠军。自左至右陈静、焦志敏、张燮林、戴丽丽、李惠芬

1987 年11月广东全运会比赛时，乒乓球项目是在佛山进行的，单打抽签陈静与何智丽恰巧在一起。比赛的那天观众爆满啊！大家都要看看陈静与何智丽的这场“火拼”。当时，我就坐在旁边看这场球，结果陈静赢了何智丽，此时是全场起立鼓掌啊！倘若陈静输了，证明陈静本来就打不过何智丽，也没人相信第39届世乒赛四分之一决赛时让给何智丽的这档事。现在陈静赢了，就从另一个立场说明当时陈静确实让了。那你何智丽在已知领导的决策的情况下，半决赛时如何不能让给管建华呢？而且事先也不跟队友打招呼。当时我也想，万一管建华上去输给梁英子了如何办？冠军失守，谁来承担这个责任？

一切都过去了，都成为了历史，一切都交给历史学家吧

我的“二十八个心”

我当女队主教练多年，带队获得十届世界冠军，有一届失误。有记者说我有什么经验和法宝，我认真想一想，总结下来有“二十八个心”。

在道德与修养方面有七条：（1）对党和国家要忠心；（2）对父母长辈要有孝心；（3）对社会公共事业要有爱心；（4）做人要宽心；（5）待人要诚心；（6）对自己的事业要有责任心；（7）对不义之财不能贪心。

在球队管理和纪律方面有五条：（1）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和缺点要感到痛心；（2）对队员经常犯的同样毛病要做到苦口婆心；（3）同志间发生矛盾要谈心；（4）同志间有不同意见和看法要交心；（5）解决问题及明确出国名单和大赛名单要出于公心。

在训练与比赛方面有十六条：（1）平时训练要专心；（2）备战训练要细心；（3）对新鲜事物和创造新的战略要有好奇心；（4）制定计划和战略要用心；（5）赛前要静心；（6）比赛开始要有自信心；（7）遇强者要有挑战心；（8）遇弱者要谨慎小心；（9）领先时不要存在侥幸心；（10）落后时不要灰心；（11）相持时要有恒心；（12）关键时刻要有决心；（13）遇到困难要有耐心；（14）打胜了要虚心；（15）打败了要有平常心；（16）完成任务大家要齐心。

合起来就是 “二十八个心”。我基本就是按这 “二十八个心”的要求和标准去执教的。

1996 年国际乒联授予张燮林杰出贡献奖

举几个例子吧。比如，我所说的对经常犯同样毛病的人要苦口婆心，就指的是刘伟。刘伟训练时和对手间的配合时常出问题，具体表现为火气大、脾气暴，不顺意时就发力打。我找她谈话说，场上训练就这么两个多小时，你发脾气不仅影响自己，更影响对手的训练。她说知道了，过一段时间老毛病又犯了，人家又来告状了，我就双方做从业说，刘伟发力瞎打，十个球中有没有两三个打在台子上？回答是有的。我说，你就把这两三个难度大的球打回去，不就提高了嘛！ 队员调整时有些教练提到她，为此至少开了三四次会，但她的技术绝对是好的，我如何舍得呢？ 后来她跟王涛拿了三届世乒赛混双冠军，又跟乔云萍拿了女双冠军。总之，定计划要用心、细心，队员之间、队员与教练之间有矛盾要交心，要谈谈心里话。大赛之前，队员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这很正常，我则要求他们静下心来想想自己的战略。

在教育运动员做事做人方面，比如，有段时间焦志敏的球打得不是很顺，就把气出在乒乓球上，用脚踩球。我把焦志敏叫过来问她，你知道生产一个乒乓球要多少工序吗？要四十几道啊！你这样踩乒乓球，我就把生产厂里的工人叫来，看着你踩，看你这脸往哪放？我这么说的目的，就是要让她知道，这球来之不易，要懂得珍惜。邓亚萍也有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那是小邓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赛，记得是在菲律宾举行的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她跟李惠芬打决赛。当时我和香港教练在看台上观战，其中有一个擦边球，我没看见，但香港教练看见了，说这球确实是擦边了，裁判也没看见，小邓也不承认，结果这场球小邓赢得冠军。我下了看台，就把邓亚萍叫了过来，我说，小邓啊，这个球是不是擦边啊？她点头说是。我说，你当时为什么不承认呢？她说，家里人都看不起我，这次是我的一个机会，拿了冠军可能就会改变人家的看法。我说，中国乒乓球队既要赢球还要赢心，你球赢了，人家却心不服，这种方法是不道德的。当然，我也缓和了一句，这也不能完全怪你，怪你已经前没有经历这样的教育。原来河南省队不要她，是郑州市队收了她，她希望冒出来的思想特别强烈。于是，我就说，第一，你现在就到李惠芬那里赔礼道歉；第二，回去写个书面思想认知。小邓嘴还特别甜，“李姐、李姐”地叫着，一个劲地道歉，李惠芬也接受了。

这件事真正地教育了邓亚萍，后来亚运会双打时，邓亚萍、乔红与韩国选手决赛，有一个擦边球，乔红没看见，裁判也没看见，邓亚萍举手示意了。我当时也蛮激动的，觉得这不是一场球的胜败问题，这是衡量一个体品德高下的考验。虽然球输了，但思想上却赢了，输赢是暂时的，品德的好坏是一辈子的事，所以输了我也高兴。还有一事，那时邓亚萍已经退役，在清华上学了。深圳搞了一个挑战赛，邀请她去跟李菊打比赛，也就是用以前的冠军对现在的冠军，出场费是十万元。小邓给我打了个电话，我问她，你最近练过球吗？ 她回答：没练过。我说，你自己决策吧。结果她没去，事后我问她原因，她说，人家以为我嫌少又加了，我还是没去；因为我一直没练，肯定打不好，我不能对不起观众，不能心安理得地去拿这个钱。也许有的人会开玩笑地说，小邓你就是瘸了一条腿也去打一打，反正钱拿到了。我听了较高兴，证明小邓已经有了较高的思想境界，也证明我的品德教育是成功的。小邓出名了，很多观众围着她签名，小邓的签名随手一挥谁都看不出来。我批评她说，这三个字中哪一个字是你啊？她接受了，改正了。所以，对这些孩子要慢慢地耐心引诱。

张燮林率队员在第 43 届世乒赛领奖台上

我最不接受的是运动员说假话。运动员有事外出总是难免的，但请假最多的理由就是去医院，实际上到医院挂个号就溜了，去办私人的事去了。而且女孩子说要去医院，你还不好多问。我就在会上严肃地提出：凡是有事，只要你请假，有正当理由，我百分之九十九同意；但是不能在外面过夜。何智丽去日本比赛时，小山约她，何智丽来找我请假，讲的是真话，我也同意了，但要求她必需十点钟之前回来。其实你只要思想集中，也不会贻误训练；反而反之，你吹牛，胡编理由，这就不行。这也是对人要诚心的一个方面。

在训练方面，我也在球馆里贴出大幅标语：没有杀不死的球，也没有救不起的球。虽然这是一对矛盾，但发扬的就是拼搏的精神。我很明白，作一个教练员，在训练和管理上，不是看你嗓门有多高，说了多少话，讲得多么头头是道；教练员的权威树立在为运动员处理问题的基础上，即通过你的指导，运动员感觉比较有效果，下一次比赛能赢球。所以，在我看来，国家队的教练员首先是个“采购员”，要有独到的眼光，能把有快速发展前途的运动员吸收进来；然后是“指导员”，能够既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又发扬长处，特点为先，犹如一个工艺大师，什么石材雕什么作品，运动员就是教练员精耕细作的作品；最后就是“推销员”，能把你的爱徒推举到世界大赛中去为国家争光，取得好成绩，甚至拿冠军，那就成功了。这就是你作为教练员把人家吸收进来的目的。我们有些队员，训练挺刻苦，但就是打球不动脑筋，满足于正手、反手、中台攻，对战略考虑不足。于是，我就给运动员举了日本电器的例子：三洋收音机的首要部件是好的，其他零件是次品，但并不影响其采用功能。飞利浦则是首要零件与附属零件都很好。结果三洋经不起考验，时间一长就坏了，而飞利浦用了二十年还在用。联系到乒乓球技术，你发球、接发球、推挡、正手攻、弧圈、搓球都要优质，你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球都要精，不能凑合，不能有次品。比如你接发球就不能草率，要为下一板的主动性创造条件；反而反之，你应付过去的话就给了人家机会。这些道理不是各个运动员都可以听进去的，听进去技术就上去了。

总之，教练员最重要的是有责任心，既然领导把队伍交给你了，家长，还有启蒙教练、省市教练把小孩送到你里来了，就要把队员当成自己的孩子。这是我的出发点，也是我多年带队的体验和感悟。

原标题：《张燮林（下）：二十年教练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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