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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兰普顿是当今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项目主任,同时也是尼克松中心中国研究项目主任。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力量的三个方面:军事力量、金融力量和情报》、《同床异梦:1989-2000年处理中美外交》、《改革时期中国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定,1978-2000》、《后毛时代中国的决定》等。问题面前没有“中国例外” 赵一宁:7月,在中国省部级领导干部培训班(被认为是十八大前的吹风会),习近平总结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首次提出了中国的五大优势,即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机构优势;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好处。我记得2006年我在华盛顿接受采访时,你告诉我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然后这种观点被写进了你的书《中国力量的三个方面》(2009,新华出版社)。你认为中国有习近平总结的这五大优势吗?或者哪些你同意,哪些不同意。原因是什么? 兰普顿:国家、组织和个人并没有永久的优势,所谓的优势和劣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取决于他们的背景。我认为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一个与世界交流的新时代。在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可以集中中国的力量,产生快速增长,并改善几乎所有人的福利。然而,正是这些努力的成功导致了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社会和政府。现在的任务是使其统治体系和风格适应新的社会基础。同样,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经济增长时期,周边国家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国力持更加宽容的态度;现在,他们越来越紧张——中国需要提高其软实力,改善其行为以安抚他们。因此,如何保持制度与社会的平衡,如何使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与邻国和其他大国和谐相处,是一个发展中的挑战。从来没有永久的优势。 赵一宁:在讨论中国制度和中国特色时,李成提出了“中国例外论”(2011)。真的有“中国制度”吗?如果是这样,作为一名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你如何描述这个“中国体系”?兰普顿: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背景找到自己的路,这样它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才能与人民和世界和谐相处。从来没有一个通用的模型。但有些挑战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中国也不例外。像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建立有效的国家体系以及人们对这些体系的认可。随着人们知识和资源的增加,他们被允许有更大的参与,与此同时,现代化成果的分配将是有争议的。因此,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可以是一个例外;然而,中国不能成为这些问题的例外,除了这些问题的规模和处理它们的速度。 赵一宁: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学术界开始更多地将中国制度与资本制度进行比较。你如何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真的有优势吗? 兰普顿:所有的制度都有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平衡个人福利和集体福利,以及如何在市场和计划之间找到平衡。美国从一开始就强调个人和最低限度的市场监管,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儒家国家,中国更强调集体和计划。不过,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总理朱镕基曾对我说过一句话,大致意思是“所有国家都是混合的,国家之间的区别是因为个人和集体、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平衡是不同的。”我认为朱镕基是对的。快速老龄化的挑战赵一宁:在你的《中国力量的三个方面》一书中,你谈到了中国必须面对的一系列内部挑战,包括养老金和社会医疗保障。当时你很担心,认为“建立一个重要的社会安全网是一个机制建设工程,需要的时间比中国多得多。”根据2012年的数据,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已经覆盖了12.5亿多人(尽管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在短时间内基本实现了全覆盖的目标。为什么?你愿意和奥巴马总统推动的医疗体系改革做个比较吗?兰普顿:所有国家都在努力为人们提供高质量和有效的医疗保健——尽管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中国的十倍,但仍然存在问题。所有国家都很难对公共卫生和预防性保护给予应有的重视,从而避免在医疗问题对个人或群体变得严重后再进行处理。同样,医学的新进展表明,总是有新的和昂贵的方法来延长生命,但没有足够的资源来为所有人提供这种服务。然后,问题来了:谁能得到这些救生服务?这些问题对任何制度来说都是困难的,对中国来说更是困难,因为中国正在迅速转向市场,人均收入仍然不高。 我一直觉得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成就就是中国的基本卫生统计数据远远好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我认为强调普遍性、努力提供预防性保健和强调初级保健是非常明智的。尽管存在许多大问题,但成绩是显著的。快速老龄化是未来中国领导人和人民进步将面临的一个非常复杂和挑战的问题。在老龄化社会,慢性健康问题将很快成为沉重而昂贵的负担。上一页12下一页

标题:戴维·蓝普顿:创新社会需要创新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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