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金融改革应转向“抓小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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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做大做强”的理念一直贯穿于我们的商业文化中，与“做强”相比，“做大”处于领先地位。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各种金融机构也以扩大资产和业务规模为最终目标，寻求国家乃至全球的布局。在“求大”文化的竞争演变中，“求小”似乎变得自暴自弃和落后，往往被认为离失败的命运不远。

这在商业银行尤为明显。就一些大银行而言，在“大而不倒”思想的影响下，它们一度以资产规模和市场价值位居世界前列而自豪，但它们没有看到过去的教训:日本的第一劝业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三菱银行、三和银行和日本工业银行(601166)，它们在1988年位居世界前六，现在正处于国内危机和世界

对于银行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中国金融业来说，片面追求“做大做强”或“抓大放小”将带来深远的危害。从机构自身的角度来看，他们往往陷入以规模争取市场、忽视服务质量、主动创新的两难境地。从宏观角度来看，当国民储蓄率高、金融体系流动性往往过剩时，许多部门和领域都会出现金融供给不足的情况，尤其是那些落后部门或小企业，这表明金融体系无法有效实现资金供求的均衡配置。现在，我们强调金融改革已经转向“抓小放大”，这实际上有几个内涵。

首先，改革思路要充分重视“自下而上”的路径。迄今为止，推进金融改革的基本路径仍然是“自上而下”。然而，基于“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大创意只有在监管当局拥有非凡智慧和勇气的情况下才能成功，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推进金融改革需要较低层次的“小智慧”。当然，我们所说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不是地方政府行政主导的发展，而是真正源于人民群众的基层金融创新，为整个金融改革奠定了丰富的基层土壤。

其次，在整个金融机构体系中，我们最缺乏的是小型机构和零售机构。大多数银行机构都致力于成为高效的批发银行，尽管近年来建设零售银行的呼声无止境，但这实际上只是锦上添花。对于一个健全的银行体系来说，小银行至少在数量上应该是绝对的主流。例如，美国的社区银行仍占总数的85%，尽管它们一再受到危机的冲击。除银行机构外，其他能够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小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中国也发展缓慢，如消费金融、金融租赁等科目。

第三，就金融业的客户而言，小客户金融支持机制远未形成。为应对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通常是快速扩张的大企业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导致了“求大”的金融支持模式。然而，当中国逐渐走向后工业化和后城市化社会时，配套的金融机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在这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阶段，有限的大企业已经无法支撑就业，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放缓，只有许多小企业和居民是后工业化社会的主角。因此，重视服务小微企业和居民，不仅意味着重视几个小机构，进行一些产品创新，还意味着为它们创造一套金融解决方案，以满足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需要。

第四，金融机构仍存在许多非市场化的“小”问题，被排除在机构发展的“大战略”之外，但足以导致改革受挫。比如，银行的人事制度官僚化，一些金融机构成为解决官员再发展的载体，严格的风险控制形式掩盖了决策机制的缺陷。这些小现象要么司空见惯，要么被大战略所忽视，很容易使银行改革成为巩固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为公众服务。

最后，“求大”和“求小”的界限不清。我们强调“小”元素的重要性，而不是简单地拒绝“大”方面。“求大”和“求小”是基于金融体系不同的功能定位。例如，大银行的最佳客户自然是大企业，主板市场的最佳融资实体也是如此。行政压力将促使他们加大对小企业的支持，这将导致交易效率的损失，这也是“放大”的含义之一。换句话说，大型机构和核心资本市场的发展目标是增强中国金融体系的内在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小机构和区域资本市场的发展重点是弥补金融体系的缺陷，更好地服务于转型时期的实际经济目标。

可以说，中国的金融改革需要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来把握，也需要从具体问题来处理。聚焦大，从小做起，这是重塑金融改革理念的形象写照。